郑剑顺
有幸在“文革”前坐上末班车，进入高等学府，度过一年大学深造时光和四年峥嵘岁月，没有放弃努力学习，多方偷闲看书，获取史学专业知识。毕业分配后，留校工作半年，到军垦农场学军半年，再分配到厦门大学历史系任教，可谓与史学很有缘份。时值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我在教师岗位上，在老教师的指导下，开始从事中国近代史教学和研究。当时中国近代史上下限是1840年至1919年，这段历史，除民国初8年外，即是晚清历史，这就是我的教学范围，也成为我的研究领域。
刚走上讲台的头几年，我一边听老教师讲课，继续学习，一边在老教师罗耀九先生等的“传、帮、带” 下 ，讲授中国近代史课程中的辛亥革命。备课时，除了阅读教材外，阅读了陈旭麓著的小册子《辛亥革命》，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和《孙中山选集》、《全集》、《革命逸史》、吴玉章《论辛亥革命》及辛亥革命回忆录等。通过钻研不同教材和相关论著，用心找出有不同见解的问题或有疑问的问题，再查阅第一手资料，进行探讨，提出自已的看法，在课堂进行分析、讲解，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也促进了我的学术研究。出席长沙会议前，我写了三篇习作：《孙中山对帝王思想的批判》、《试论孙中山民生主义经济思想》、《孙中山与改良派》，都是上述研究方法运用的成果。
1981年9月29日，我收到湖南省社联“辛亥革命青年学术讨论会” 筹备组寄发的会议通知。这一年我36岁，符合“青年”条件。我任教的历史系从事中国近代史教学的只有我是青年教师。当时，本系还没有中国近代史的硕士导师，谈不上有该研究方向的硕士研究生，我又在教辛亥革命的课，所以，本人就具有出席长沙会议的“唯一”性。我的赴会申请毫无阻碍获得系领导和学校主管部门的批准。
11月13日，我高兴地收到湖南邮寄的“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青年研究工作者讨论会”请柬。我提交大会的论文是《孙中山与改良派》，15000字。我在论文中就孙中山早期思想是否存在由改良思想向革命思想转变的问题及与改良派的关系提出自已的见解。这是我在课堂上面对学生必须讲清楚的问题。我想把这种问题提到讨论会上，有利于讨教。
12月2日，我由厦门乘火车赴长沙参加讨论会。路上行程3天。长沙会议12月5日开幕，9日闭幕，会期5天。我于10日离开长沙，12日返抵学校。
此次参会，见到了多位莅会指导的史学前辈、辛亥革命史研究大师章开沅、林增平、罗耀九、张磊、段云章、萧致治、赵矢元等，聆听了他们的报告和发言，认识了学界年青一代的同行。会上领到了许多赠书，大多是辛亥革命史研究新成果，难能可贵。
章开沅先生在论文讲评报告中说：出席此次会议的有120人，提交论文95篇，与会青年学者来自27个省市68个单位，是一次代表性强、全国性的有相当水平的讨论会。他指出，讨论会论文质量比原来预计的要好得多，有一半以上达到发表水平，比起武昌会议、东京会议在某些方面是不逊色的。这一评价对与会的年青学者是莫大的鼓舞。章先生还谈了论文和讨论会特点以及不足之处。
检阅当年的会议笔记，三十多年前的讨论会情景历历在目，恍如昨日，令人感慨不已。
长沙会议可以说是我的晚清史研究起步。会议当年，拙文《孙中山对帝王思想的批判》在《厦门大学学报》上发表，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近代史》转载。会议之后第二年，拙文《孙中山与改良派》在《学术月刊》上刊发，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近代史》转载。从此，我在改革开放的春天步入晚清史研究殿堂，研究了林则徐、李鸿章、严复，探讨了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洋务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义和团、辛亥革命等相关学术问题，考察了中国近代人才思想、经济思想、中国近代史料学、史料目录和福建船政局、福州港等，出版了著作6本，在《学术月刊》、《光明日报》、《厦门大学学报》、《史学月刊》等报刊发表了学术论文100多篇，为晚清史学术研究大厦添砖加瓦。
学问无止境，却总有起点。回顾自已的学问生涯，起步在长沙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