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繁荣要破除制度的障碍
·朱水涌·
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大发展，需要文化自身的传承创新，需要文化体制机制的创新。从文化发展的规律出发，文化的繁荣创新尤其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要万般地重视与发展人文社会科学的普及、传播、教育与传承。人文社会科学既是一种知识体系，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价值体系，是经过长期的历史淘洗而积淀下来的人类文明精粹和对当下历史社会实践的文化提炼，承担着启蒙思想、传承文明、教化育人、改善制度、规范行为、丰富陶冶性情、促进人的全面和谐发展、推动社会全面进步等重要作用。它最大的特点是“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潜移默化地、时时刻刻地影响着人们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生活方式。胡锦涛总书记在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在大学除原本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等职能外，又强调将“文化传承创新”作为大学的主要职能之一，便是在于强调大学教育要承担起社会的文化使命，发挥人文社会科学在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作用，发挥引导社会、教育人民、推动发展的功能。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就必须在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繁荣方面有所作为。这样构建起来的社会主义文化体系与核心价值体系才是有源之本，才能汲取传统与现代的优秀资源，成为真正的具有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为此，全社会需要为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繁荣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和政策环境。但现实的情况是社会上对人文社会科学的制度歧视仍然没有消除。中央关于“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同样重要”“培养高水平的哲学家与自然科学家同样重要”的方略，在具体工作中没有得到真正落实，奖励制度、机构设置、人事制度、评价制度等方面的相应的制度措施保障还是比较薄弱。这主要还是功利主义、急功近利的思想没有完全消除，看不到社会主义价值核心体系的构建是个当下极其紧迫、重要然而也是需要花大力气的问题。
社会主义文化的大繁荣大发展，与其他领域的大繁荣大发展有所联系，而且特别关注的是社会文化生态，建立良好的文化生态，文化才能不断传承创新，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才能走进人们内心世界扎根价值世界，文化生态是全民族的事，是需要政府与人民、需要全社会齐心协力努力的事情。建设良好的文化生态，在持之以恒地进行文明建设的同时，当下还只得特别强调的问题是要破除文化繁荣创新中的制度性障碍。以目前文化体制改革创新中的文艺院团改革为例。作为中国文化生态建设中的文艺院团的体制改革，实在需要有与其配套的制度创新才可能达到预期的效果。目前文艺院团的体制改革存在着两种思想障碍，其一是认为文艺院团推向社会推向市场是让其自生自灭的行为，看不到文艺生产进入市场后的前景，于是人心惶惶；其二是将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当成是两轨道上跑的车，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是文化事业的事，文化产业则是以资本为逻辑以追求经济利润为根本，这样将两者绝然划分为相互不关联乃至对立的想法，并不能将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当做是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两条腿。这两种误解与偏见，很大的问题出在观念上思想上，但也有制度上机制上的问题。要让体制创新中的文艺院团不“人心惶惶”，让改革后的文艺院团依然能继续发挥文化引导社会、教育人民，推动发展的作用，而不是进入市场后便成为纯商业的生产，乃至为了市场而完全抛弃文化、文艺的精神品性与使命，这就需要有能与文艺院团体制创新相配套的机制、制度创新，破除那些文化传承创新的制度障碍，比如创立民间文化赞助基金制度，建立全民参与文化繁荣发展的制度机制。
仅从当前文艺院团体制改革而言，就急需民间基金的赞助。事实上，今天的欧美演艺市场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像百老汇这样的大腕文化产业也已经失却了昨日的辉煌，这是因为当今世界生活水准、劳动力成本以及文化接受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文艺团体越来越难于靠纯商业运作来生存，是营利性还是非营利性在文艺院团这个特别的组织中实际上是无法绝然分开的。美国的高雅艺术团体几乎全是“非营利性组织”，但他们并不是依赖政府，而是能够取得大量赞助，有多元的可以有序申请赞助的资源，因而既无需过分迎合难以逆料的市场，而走向文艺媚俗、迎合低级趣味的无奈之路，也不会完全按计划指示进行创作演出，而过于脱离大众审美娱乐的需求。欧美的这些文化赞助资源中很大一块就是民间基金会。
欧美很多赞助文化的民间基金会是第一代企业家在积累了大量财富以后捐出巨款创办的。中国现在“不差钱”的富豪人数急剧增长，也有不少企业、富豪出于自我提升的要求，有了从事或赞助文化的想法，但常常苦于实现不了，瓶颈就在于我们的相关制度现在还不让民间基金会独立运作，更不像发达国家那样用减免税的政策来鼓励富人为慈善和文化捐款。当前我国有些公益组织只能以企业的名义注册，不但不能减免税，还要为捐赠而多缴税。近年来中国有个怪现象：一边是富豪暴发户式的“炫富”，一边是民间某种令人担忧的仇富心理的滋生，想做好事的民间基金会却迟迟不能诞生；一边是中国人正在被封为世界“最大奢侈品消费者”，一边则是没能有很好的途径来积累更多的钱来帮助穷人，帮助文化的发展。此间的原因还是比较缺乏积累民间基金的途径，也缺少让富豪们高兴地捐出善款的激励机制，经济部门不愿减少富人的税款，文化机构担心私人基金操控文化市场。这样的一些问题，都是需要我们在文化发展繁荣中加以思考与创新的。
（作者系厦门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导、市政协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