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7月,我在军垦农场学军结束,分配来厦门大学历史系任教。头几年还是“文革”时期,系里的老教师不是在“牛棚”改造,就是下放山区,在“广阔天地”发挥作用。罗耀九老师也没有躲过下放山区的命运。他在《忆初下放山区生活》的诗中写道:“连绵阴雨奈何天,冷灶湿柴漫屋烟。莫道农村天地阔,邻家少米又缺盐。”表示对下放山区用非所长的无奈和对当时山区农村贫困状况的忧虑。当时,我还没有见到罗老师。
改革开放给知识分子送来了春天。罗老师回归历史系任教。他是中国近代史、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前辈。尤其对先秦思想史、秦汉史、对严复、孙中山的研究,在“文革”前就相当有名气了。回到系里,历史系正在专业建设上拨乱反正,从“两条路线斗争史”教学改正到中外历史教学。罗老师自然成了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的骨干教师和学科带头人之一。作为年青教师,系领导安排我在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并指定罗老师指导我教学及科研,时称“老带新﹙青﹚”。罗老师就成了我的专业老师之一。
我几乎听了罗老师讲授的所有课程,如给本科生讲授的中国近代史、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等课程和中国近代思想史专题、严复研究等研究生课程。他深入浅出、旁征博引的讲解和恰到好处的分析及工整的板书,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良多获益。科研上也得到罗老师的诸多指导。他给我指点要阅读的书,启发我有待研究探讨的问题。有时同罗老师一起讨论问题,我把老师的见解记下来,再整理成文,送给罗老师修改,我再抄正,由罗老师投寄报刊。我们发表在《光明日报》史学副刊、《福建论坛》等报刊的合作文章大多就是这样写成的。由于合作发表了几篇文章,学界同行都以为我是罗老师的研究生。
高校恢复研究生教育、实行学位制度后,罗老师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至1990年退休,他培养了多名硕士研究生,作为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学者,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他指导的学生,多位成为中国近代史和相关学科骨干。
罗老师比我年长20岁。他为人低调,阅历广博,专业功底厚,学术造诣深,成果丰硕。著有《中国近代救国思想简述》、《史林索途》、《百年抗战史略》、《中国法制思想的近代化》、《严复年谱新编》,主编《中国名君名臣政迹词典》等。并擅长诗词艺术研究与创作,有《平沙留痕》﹙诗词集﹚刊行。他的诗词感悟人生,意境深邃,想象新颖,刻画细致,情景交融,极富哲理和感染力,体现鲜明的个性。
我于1988年加入民盟,当时罗老师是民盟厦大总支负责人之一,我在罗老师和厦大盟员老前辈潘懋元、余绪缨等身上看到民盟的优秀形象,他们对我加入民盟产生直接影响。
1994年,罗老师在《河源来信贺七十寿诞有感》诗中写道:“人生七十转瞬间,笔耕舌耘那得闲。承情错爱祝添寿,愿献余热庆暮年。” “笔耕舌耘那得闲”、“愿献余热庆暮年”,这是罗老师数十年辛勤耕耘在教学、科研的“田野”上,并于暮年仍热心贡献余热的生动写照。
2005年,余绪缨教授在《敬贺史学家罗耀九教授八十毕诞暨从教六十周年》诗中写道:“奋力耕耘六十年,义正词严创新篇!八十今朝逢华诞,长留浩气礴云天!” 对罗老师的教学和学术生涯作了中肯点评和赞赏。
2015年,罗老师九十大寿,我和他的研究生想为他祝寿,他执意不肯。他说,大家做出的成绩是对他最好的祝寿。他请我和在校工作的研究生到他家挑选需要的专业书,赠送给我们,体现他对晚辈们的亲切关怀和传承期望。
祝愿罗老师健康长寿!
(厦大四支 郑剑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