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 钟
南社是辛亥革命时期在民族革命旗帜下组成的进步文学团体，社名取“操南音不忘其旧”之意，鼓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反清反袁反军阀斗争以及响应新文化运动中都起着积极作用。南社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南社由柳亚子、陈去病、高旭等发起，创始于1909年， 第一次集会是在苏州虎丘张东阳祠，社友只有17人。早期的参加者多为同盟会成员，其后社员发展到千余人，一时海内名流学者多聚集在南社，求友声、励气节，嘤鸣相应，发行《南社丛刻》，赋诗言志，鼓吹革命。当时上海是全国文化中心，而各种报刊杂志的笔政，多半是南社社友主持。柳亚子曾得意地说过：“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南社之天下”，可见其影响之大。由于南社社友分散于全国各地，因而各地也相继立社，如淮南有“淮南社”，沈阳有“辽社”，广州有“粤社”，浙江有“越社”，长沙有“南社湘集’，彼此之间桴鼓相应。
抗日军兴，福建省会内迁永安，一时文人荟萃，永安成为当时东南的文化名城。1941年，刘建绪由湖南到永安任福建省主席，有南社湘集社人罗尔瞻、 张开琏、朱玖莹、何扬烈等随来永为僚属。其时南社宿将朱剑芒(吴江人、柳亚子同乡)亦由上海辗转来到永安任监察院审计部驻外稽察兼福建审计处第三组主任，他经常在一些报刊发表充满爱国激情的诗文，报上称之为“爱国老诗人”。 1942年10月，南社社员，一代高僧弘一法师(俗名李叔同) 在泉州开元寺温陵养老院圆寂，朱剑芒在报上发表了悼念弘一法师四首七绝诗，其中第三首有“廿载神州南社史，更无人继第三僧”两句，系兼吊诗僧苏曼殊。这几首诗引起了社会上的关注，许多人由此知道朱剑芒与南社的关系，常有人来造访或从外埠写信探问南社的情况。因此，朱剑芒便在《人报》（系浙江人杨仲持所主办，他与当时流亡在西南各地的许多文化人都有联系）连续发表《南社感旧录》。
当时南社在福建社员只剩下福州的林之夏、上杭的丘荷公和丘潜庐三人。朱剑芒入闽后，即与他们取得联系，常有书信来往，或互酬诗作或互通信息。永安的诗友知此情况，便一再怂恿朱剑芒出来组织“南社闽集”。他深感“国难严重，自己尚在度流亡生活，又没有柳亚子那样的才力和声望，不足以号召，还想到南社结束已久，今天再来继承南社组织，那真所谓开倒车”，而且其时朱剑芒与重庆柳亚子常有联系通信，柳亚子也表示：“南社已完成历史任务，旧社员中人鬼异途(指汪精卫等已堕落成汉奸)，不宜恢复云。”因此，南社闽集成立一事遂寝。朱剑芒便开始撰写《南社人鬼录》。
南社闽集虽然未正式成立，但诗事活动尚属频繁。当时罗丹(连城人，书法家)在永安桥尾开办风行印刷社，他性耽声律，又好交游，以朱剑芒为首的一班诗友常聚集于罗丹印刷社后面的寓所——“燕尾楼”，彼此之间以社友相称。外界也称他们为南社组织。他们每次聚会，多则二三十人，少则五六人，其中有的是政界要员，如教育厅厅长郑贞文，财政厅厅长严家淦等都是燕尾楼的常客。严家淦读初中时是朱剑芒的学生，时虽位居要职，对朱仍以师礼事之。
诗友中不乏擅长翰墨丹青者，罗丹是书法家，朱剑芒亦工书画，在吟哦之余，还经常挥毫泼墨。如1944年元旦一次雅集，朱剑芒画兰，罗丹作诗挥毫题之: “一笔复一笔，笔笔生新姿。诗心入莽荡，腕底呈瑰奇。万里江山滋草木，渺渺予怀在空谷。无边喜气写春风，几人高会青山麓。”观者无不称妙。
南社多酒人，永安诗友中亦多酒人。有人评朱剑芒为狂人之酒，罗丹嗜酒也是闻名的，他们与其他两位诗酒文友被誉为四大金刚，罗丹在 《稚华诗稿》自序中有句云：“抗日军兴，内迁永安，与酒为徒，以诗为命。”所以每次雅集都是以酒助兴，尽饮而欢。如1944年上巳，诗友集於羲和山朱剑芒新居修禊，朱剑芒拈“申”字作一五律，又代其夫人王湘君作一首：“燕尾获至乐，词句写甲申。情挚无轩轾，人高有屈伸。安恬屏俗客，奔竞笑群偏。一样成良会，兰亭迹更新。”罗丹分韵得禊字，诗云：“岁序及春三，迅雷雨初霁。挈榼溪桥来，诗人易新第。飞觞涤俗襟，风和日且丽。酒令严子军，催花鼓忽滞。拈韵杂喧哗，豪情难遏制，雅事托羲和，高文继修禊。”是年五月，吴茀之（浙江浦江人，书画家，也工诗文）由重庆来永安寓罗丹燕尾楼，出示近作，罗丹次韵答之：“不尽嘤鸣求友声，杜鹃时节故人行。棠花峡忆攀崖趣，燕尾楼悬把盏情。桃李凭君开灿烂，琅玕许我裛空清。艰难蜀道自兹去，万里相思一雁横。”期间，吴茀之画一墨竹横幅赠罗丹，文革前罗丹将此幅画转赠予我。
1945年上巳后一日又一次雅集于燕尾楼，罗丹作诗有序：“……集燕尾楼修禊，一楼诗酒，灯火万家，亦快事也。”可见当时许多诗友与酒结下不解之缘。
诗友中，朱剑芒、罗丹、朱大炎(原中共嘉兴地区负责人当时由浙撤退下来)三人相从最密，成为莫逆之交，经常有诗词唱和。笔者曾在罗丹家处看到一张他们三人于1944 年6月在永安的合影，照片上印有罗丹用隶书题“三生幸遇”四字。
他们三人还同办《长风报》。对此，民国三十三年七月七日(1944年7月7日)《中央日报》福建版有一则报道：“永安文化界人士朱剑芒、罗丹、朱大炎等筹组长风报，创刊号业于本日(七日)出版，为三开中型，每份定价三元，内容尚称充实，闻该报将于(七七)会中分赠各界。长风报社址永安桥尾。”因为创办了《长风报》，朱剑芒原在《人报》连载的《南社感旧录》便转到《长风报》发表。
罗丹生前曾多次对笔者提及朱剑芒。罗对朱的道德文章极为钦佩，把朱当为良师益友，称之“我极为倾倒之诗文前辈’。鉴于当时古碑帖的匮乏，罗丹曾精心双钩一本《张迁碑双钩本》印刷出版，朱剑芒以精美的篆书为扉页题署，并作一长跋极力褒赞。笔者现今还珍藏一本当时出版的《张迁碑双钩本》，这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罗丹赠送的。罗丹还告诉笔者《张迁碑双钩本》出版后，潘主兰 (金石书画家，当时也在永安)曾撰书五古长诗横幅颂之，可惜因多次迁居而遗失。上世纪70年代末，笔者第一次在福州仓前街拜谒潘主兰时曾提及此事。因事隔近４０年，我问他是否记得全诗，他说自己做的诗岂能忘记。并允诺有空时抄录给我留念。嗣后虽多次唔面，但见他年事已高，且书画事繁多，不忍再提及打扰，尔后时过境迁，斯人已矣，遂成憾事。还有一次在潘主兰洋下新村府上，谈及南社之事，他从卧室里取出一幅画，是其先严潘茂三手持兰花的画像，上有朱剑芒的题词：“社友潘君主兰以其尊人茂三丈遗像属题为填望湘人一阙，自惟匏系，故不觉其言之概也”。潘主兰视此画为传家宝，一直珍藏着。
此外，朱剑芒还介绍罗丹与柳亚子认识。笔者文革前在罗丹卧室床头柜上看到一张柳亚子一家人的照片，罗丹在照片下加注：“此为1944年柳亚子先生自重庆寄赠之影，由朱剑芒介绍函扎往来数次，彼此互换相片，但惜无一面之缘耳。”
在日寇日暮途穷，濒临全面崩溃之时，永安已没有空袭，诗友彼此来往更频，经常又叙集在罗丹的燕尾楼，谈到组织南社之事。大家认为，自日寇侵华以来，不少知识分子丧失气节，甘心当汉奸、做顺民，历史上留下了极大的污点，但绝大部分文化人虽没有上马杀贼的力量，而能洁身自好，始终保持清白，也是可贵的，南社以提倡气节为主，在此时期，将同心同德的同志组织起来，相互砥砺，还是必要的，因此决定成立南社闽集。为了筹备南社闽集的成立，当时在尤溪的陈瘦愚（南平人，南社湘集社员）还专程从尤溪赶来永安。寓罗丹的燕尾楼近半个月进行筹备工作。
1945年旧历五月初五(时称是日为诗人节)，南社闽集在罗丹燕尾楼正式成立，当时参加者共有17人，和旧南社在虎丘成立时人数恰好相同，这是有意仿效旧南社抑或纯属偶然，现不得而知。参加盛会的除了朱剑芒、罗丹、朱大炎外，还有林霭民、胡孟玺、陈瘦愚、姚景堪、田子泉、高伯英、周召南、张炯、潘希逸等。籍贯有江、 浙、皖、赣、湘、桂、粤、闽八省。 所以潘希逸在1985年出版的《孟晋斋》诗集中，有“南社曾经创闽集，东南八省会群贤”之句。因为朱剑芒是南社旧社员，深孚重望，大家公推他为社长，推罗丹为副社长。朱剑芒社长即席赋了题为《南社闽集第一次雅集呈同座诸君》 七律一首:“日月重辉世运新，客中高令际芳辰。好凭南国人文盛，再续东吴社事频。我向开天温旧梦，谁从尘海话前因。卅年一部沧桑史，聊佐当筵酒几巡。”其他社友亦步韵唱和，潘希逸以《步朱剑芒社长韵乙酉诗人节》一诗奉和：“挥毫珠玉羡清新，手盥蔷薇拱北辰。文物东南萍水聚，年光今古去来频。龙睛破壁惊神韵，鸿爪留泥证夙因。况是端阳逢竞渡，临江酾酒几逡巡。”罗丹副社长则出示其所作书画多幅以助雅兴，到会社友还摄影留念。
只隔二个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不久临时省会的机构团体陆续迁回福州，社友中许多在省政府机构任职的。即随单位回福州，有的不在单位的即各自回乡，罗丹在福州光禄坊置有一座房屋。因而将永安桥尾的风行印刷社迁往福州继续经营。房屋后面则辟为寓所，称之“慧庐”（罗丹年轻时在厦门与虞愚、蔡吉堂、黄秋生四人皈依太虚法师同为佛门居士，属“慧”辈，故称）。南社闽集自迁到福州后又吸收社友二十余人，经常在罗丹的慧庐雅集。如丁亥荷花日（1947年农历六月二十四日），任之、武公、小迂、宾杜、瘦愚、孟玺、伯英、南史、冰玹诸子集慧庐为诗，极一时之盛。任之走笔画荷，诸子分韵留题以“中通外直香远益清”为韵，稚华得外字。题荷花诗稚华罗丹（丁亥）：“袅袅风裳绿云盖，长身欲束康成带。问渠那得此苗条，道玄后人真狡狯。亭亭倒影碧蓝天，洛水仙人奚足最。黄须不是虬髯客，玉臂舒来散馣馤。清波荡得天心红，装成粉靥娇无奈。为君生日几人来，寻君欲出江城外。”据闻有一次诗友假福州城北龚氏花园环碧轩雅集。
1947年朱剑芒调任上海， 1949年前后，罗丹将风行印刷社迁回厦门。罗丹离开福州后，社友也就星散了，这段史实，是反映了南社和福建的一段因缘，时间虽短，却弥足珍贵。
